五年规划的编制，前期研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入研判国家和地区大势和大事的变与不变，在变与不变中寻找新高度、拓展新内涵、延伸新时空。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必须紧扣时代脉搏，突出战略思维，勾勒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处处体现新思考、新论断、新观点，时时站高位、立新意、超时代，认真审视国内外环境变化，坚决打破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窠臼，敏锐把握新阶段新形势，不断增强预见性和创造性，让我们站上一个新的起点，迈向一个新的高度，要特别关注一下“八个变”。
第一，历史方位变了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党的十九大标准的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新时代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主要任务是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是，目前不少地方决策层对这个新的历史方位认识不清，仍然处在过去的框框中走不出来，一些语言和行为明显对“强起来”信心不足。因此，如何使中华民族“强起来”，“十四五”规划必须作出方向性、战略性的安排，要致力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解答新的时代课题，实现新的历史使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变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出“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变化重大结论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全新的判断是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更是编制“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依据。
有了这个依据，“十四五”规划就要坚持遵循客观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对各个方面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和具体任务安排。
比如：解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就要提出重构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和新政策。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就要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架构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新路径。解决社会领域发展的不充分问题，就要提出基于现代化社会大背景下优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质量，以及解决食品安全、网络安全等焦点问题的举措和政策，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第三，战略目标变了
战略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战略目标，是引领全局的标志和导航。“十四五”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坚定如山的气魄，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前了十五年，同时明确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战略目标变了，指标体系也相应改变，这也是“十四五”规划着重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但从现在一些地方的“十四五”规划研究课题布置上看，对现代化社会指标研究有所缺失。比如，经济发展增速在一个绝对总量基数已经比较大的情况下，是不是还需要在一个十年周期里仍要求翻一番，其支撑力量是什么，与高质量发展有什么矛盾，这都是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特别是要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要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愿景展望，不能因为目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限制而放弃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
第四，外部环境变了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标志着中国的发展状态、发展趋势、发展愿景，与世界潮流同向同势，相互交织、相互激荡，中国深刻改变着世界，世界也深刻影响着中国。
但是，近年来，国际形势风云突变，地区冲突不断升级，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迭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世界经济重心、世界政治格局、全球化进程、科技与产业、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等面临前所未有大变革。
这是“十四五”规划的最大国际背景，也是最大不确定性因素，需要进行深入研判，审慎把控，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地缘新特征新变化新趋势，对我国内需外需战略措施作出调整，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尤其是要对世界产业发展新态势作出积极应对，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新旧产能转换进程。
第五，“四个全面”的内涵变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这是基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提出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就可以完成。
而“十四五”规划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阐述要做出相应的改变，再沿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已不能应景。因此，应在“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中对此作出重点安排，把从小康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作出明确阐述，对新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得新结构和新内涵作出科学阐释。
第六，发展动能变了
“十四五”时期的重大机遇之一，就是新旧动能换带来的重大契机。
所谓旧动能，是指传统动能，不仅涉及高耗能高污染的制造业，更宽泛地覆盖利用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的第一、二、三产业。所谓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十四五”时期发展新动能，要两条线作战，坚持“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一方面，要培育发展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化解淘汰过剩落后产能、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老树发新枝”，促进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同时，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积极培育对外开放新优势，拓展发展空间。而最为关键的是，“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要搞清楚本地区有什么旧动能和旧产业，更要清楚本地区目前缺乏什么新动能和新产业，要着力在“无中生有”上做大文章。
第七，城乡协调发展策略变了
乡村振兴战略浸润了深厚的历史危机感和使命感，不仅仅是乡村时空的重塑，更是城乡格局的大时空的演变。也就是说，相对于城市“繁荣”，乡村“振兴”不是与之对抗的关系，不是乡村振兴非要压制城市繁荣，而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更是城乡关系的一种新境界。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乡镇化”与“城镇化”建设的双轮驱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不可割裂的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不可割裂，二者均是推进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城镇化战略能够有力地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乡村提供城市现代文明，促进城市现代化的要素更好地配置到农村和农业当中。城镇化建设解决的是“三农”外部环境的保障问题，乡村振兴解决的是“三农”内部机体的活力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深刻认识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十四五”期间，城市化进程放缓和出现逆城市化将是大概率，要打开乡门，允许城市人口到农村购房、租地、创业、居住，鼓励城市的人才、资金、技术、项目等向农村流动。
第八，资源配置空间格局变了
目前，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四大跨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已经形成，同时省以下的城市群发展也已大面积铺开，“十四五”时期的区域资源配置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如何破除“地方观念”意识、打破行政壁垒、走出自家的“一亩三分地”，是“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的重点之一。
“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要关注，我国区域发展已从过去的单个区域发展，转向推进多区域跨区域协调发展，通过深化区域合作，通过促进要素有序流通，激发区域发展活力。因此，“十四五”规划要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跨行政区的要素有序流动，将各地资源充分融合，有效集聚与整合创新要素，规划好地区之间的功能业态、创新链条、要素配置以及空间格局，包括交通、土地、人才、环境、企业和基金等资源，讲这些资源更加高效地利用起来。
作者：李文华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第一城市国情国策研究中心主任；禄倩 大数据战略重点实验室北京研发中心研究员、第一城市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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